1967年的一个深夜，北京城寂静无声。贺龙元帅的两个孩子，贺鹏飞和贺晓明兄妹悄悄收拾简单行装，在月色掩护下匆匆离开了他们熟悉的家。没人知道这对兄妹要去向何方，也没人明白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此时的贺晓明，还是个刚考入北京大学的女学生。谁能想到，这个曾被毛主席抱在怀里、给她糖果的小姑娘，如今却不得不逃离这座她深爱的城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等待她的将是一段长达40天的海上漂泊生活。这个与父亲贺龙长得最像的姑娘，为何会选择这样一条危险的逃亡之路？她在海上的40天里，又经历了什么？

  贺晓明出生在1948年，是贺龙元帅的二女儿。从小，她就以＂贺龙的翻版＂著称。若不是性别差异，人们几乎都认为这是一个＂小号的贺龙＂。这种相似不仅体现在外貌上，更体现在性格特征上。

  1954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六岁的贺晓明正在院子里玩耍。她天性活泼，这天玩得太过兴奋，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珍贵的花瓶。恰巧贺龙刚从会议回来，看到碎片散落一地，严厉地批评了女儿。贺晓明委屈地哭了，但始终没有辩解。直到后来贺龙才得知，打碎花瓶的其实是院子里的一只猫。

  这件事让贺龙深感愧疚。当时他正要去北京开会，破例决定带上贺晓明。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因为领导人参加会议通常不会带家属，更别说是孩子。贺家其他的孩子都非常羡慕妹妹有这样的机会。

  临行前一天晚上，母亲薛明特意给贺晓明准备了一条紫色的连衣裙。这条裙子是用上海产的绸缎特制的，在当时可是稀罕物。薛明一边给女儿梳头，一边教她见到领导人要如何问好，甚至还教了几首儿歌，希望女儿能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一下。

  见面那天，贺晓明紧张得躲在父亲身后，攥着父亲的衣角不肯撒手。直到被邀请上前，她才怯生生地说了声＂您好＂。这个画面，成为了贺家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1955年秋天，贺龙调任北京工作。全家搬进了北京的一处四合院。贺晓明开始在北京上学，每天早晨，只要贺龙在家，都会亲自送女儿上学。路上，父女俩有说有笑，常常引来路人驻足。贺龙虽然位居高位，但在家庭生活中却显得格外平和。他常常教导贺晓明要勤奋学习，要像他年轻时那样刻苦。

  贺晓明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智。1960年，她在学校的体育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让贺龙特别高兴，因为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体育方面有所建树。当晚，贺龙特意让厨师做了几个女儿爱吃的菜，还破例允许她多吃了一碗米饭。

  1966年夏天，贺晓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本该是值得庆祝的时刻，但此时的政治风向慢慢的开始转变。贺龙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已经感受到了马上就要来临的风暴。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望着墙上的地图发呆。

  这种父女之间的平静生活，在1967年初戛然而止。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贺晓明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选择：是留在北京承担未知的风险，还是选暂时离开？最终，她选择了后者。

  1967年8月15日深夜，贺鹏飞和贺晓明兄妹离开北京时，身上只带了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干粮。他们先是搭乘一辆老式卡车，在装载货物的夹层中藏身。卡车司机是贺家的一位老友，冒着极大风险帮他们逃离北京。

  第一站是天津。兄妹俩在天津的一个废弃仓库里躲藏了三天。这个仓库原本是一个旧纺织厂的库房，常年无人问津。他们只能靠带来的干粮充饥，夜晚就睡在堆积的棉花堆里。第三天晚上，通过预先安排的联系人，他们换乘了一辆开往唐山的运煤车。

  到达唐山后，情况变得更危险。当地慢慢的开始布控，查找可疑人员。贺鹏飞和贺晓明不得不分开行动，约定在秦皇岛港口重逢。贺鹏飞装扮成一个码头工人，而贺晓明则改扮成当地一个中学生。

  在秦皇岛，他们遇到了最危险的一幕。一天早上，当地突然开始大规模盘查。贺晓明正在一家小店买早点，忽然看到几个人开始挨家挨户检查证件。她立即躲进了店后的一个杂物间。那里堆满了各种废旧物品，还有一只生锈的铁桶。她不得不蜷缩在铁桶里，一待就是四个小时。

  8月22日，兄妹俩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一艘准备出海的渔船愿意载他们一程。这艘渔船名叫＂海洋号＂，是一艘老旧的木质渔船。船长姓李，是贺家另一位老友的远亲。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被安排在船舱最底层的一个狭窄拥挤的空间里。

  接下来的日子，＂海洋号＂在渤海湾来回穿梭。每当靠近海岸时，他们就躲在船舱底部，直到重新驶向深海。渔船表面上是在打渔，其实就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把兄妹俩送往安全的地方。

  在海上的日子异常艰难。船舱底部空间狭小，通风不畅，而且还要忍受剧烈的晃动。贺晓明晕船很严重，但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他们的食物主要是咸鱼和干粮，饮用水也要严格配给。每天早上五点，船员会送来一天的口粮，这是他们唯一能见到阳光的时候。

  9月初的一天，渔船遭遇了一场强台风。巨浪不断拍打着船身，甲板上的渔具被冲走了大半。兄妹俩在船舱底部随着船身剧烈摇晃，但却不能出声求救。那一夜，他们紧紧抱在一起，听着外面狂风呼啸，不清楚自己是否能活到明天。

  幸运的是，老船长经验比较丰富，成功带着渔船躲过了台风。但这次经历给他们敲响了警钟。继续在海上漂泊已经变得极其危险，一定要尽快想办法上岸。

  9月24日，一个难得的机会出现了。借着夜色的掩护，渔船靠近了一个偏僻的渔村。这个渔村位于山东半岛的东端，人烟稀少。船长安排了一条小渔船，趁着夜色将兄妹俩送上了岸。就这样，他们结束了长达40天的海上漂泊生活。

  登陆后的贺鹏飞和贺晓明来到了山东省荣成县一个叫小王家村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渔村，居民大多以打渔为生。村里只有一条泥土路，两旁零散地分布着几十户人家，房屋都是石头砌成的平房。

  为了隐藏身份，兄妹俩对外称是从青岛来投靠亲戚的。贺鹏飞谎称自己是一个，而贺晓明则说是待业在家的高中毕业生。村里一位姓张的老人收留了他们，让他们住在自己家的柴房里。这间柴房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在村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为维持生计，贺鹏飞跟着渔民出海打鱼，而贺晓明则在村里帮人织渔网。每天天不亮，贺鹏飞就要起床准备出海。他从来就没干过这样的活计，手上很快就起了血泡。但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必须像其他渔民一样干活。

  贺晓明的日子也不轻松。织渔网是一项精细的工作，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她的手指经常被粗糙的渔网划伤，但却不能表现出不适。村里的妇女们都夸她手脚麻利，学东西快。渐渐地，她成了村里最受喜爱的织网工之一。

  1967年10月的一天，村里来了几个陌生人，说是要检查户口。这让兄妹俩紧张不已。所幸张老人机智，说他们是自己远房亲戚的孩子，暂时来投靠，还特意拿出了几封伪造的信件作证。检查人员虽有怀疑，但也没有深究。

  入冬后，生活变得更艰难。海上风浪大，渔船出海的次数减少了。贺鹏飞只能改做些修补渔网、修理渔具的活计。贺晓明则跟着村里的妇女去海边捡贝壳、晒海带。有时候，她还要帮人家做些针线年春节前夕，村里来了一个说书艺人。这人住在张老人家，经常能听到他说些北方的故事。一天晚上，他突然提到了贺龙和彭德怀的事。贺晓明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到父亲的名字，差点摔了手中的饲料篮。但她强忍住情绪，继续若无其事地干活。

  春暖花开时，村里开始筹备一年一度的祭海节。按照当地习俗，这是祈求渔民出海平安的重要节日。全村人都要参加。贺晓明被安排在帮厨的队伍里。她和其他妇女一起，要准备上百人的饭食。从清早开始，她就在灶台前忙碌，直到太阳落山。

  1968年4月，村里来了一个自称是青岛海员的人。此人经常打听外地的消息，举止也颇为可疑。贺鹏飞觉得不对劲，决定带着妹妹离开。他们借口要去威海探亲，连夜收拾行装。张老人明白他们要走，特意准备了一些干粮和盘缠，还给他们画了一张去往内地的路线图。

  临走那天是个阴天，村里的渔船都没有出海。兄妹俩趁着天还没亮，悄悄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半年多的渔村。张老人站在村口，目送他们消失在晨雾中。直到最后一刻，老人也没问过他们的真实身份。

  离开小王家村后，贺鹏飞和贺晓明兄妹开始了向西部进发的漫长旅程。按照张老人给的路线图，他们要先到达济南，再转道西安，最后前往兰州。这条路线虽然迂回，但能够避开主要的检查站。

  1968年4月下旬，兄妹俩抵达济南。他们装扮成外出做小生意的商贩，背着一个装满杂货的麻袋。为了省钱，他们只在城郊一家简陋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搭上了一辆开往郑州的货车。车上装满了山东运往内地的花生和大豆，气味浓重。贺晓明和其他乘客挤在货物中间的空隙里，整整颠簸了两天两夜。

  到达郑州后，他们遭遇了第一个严重的困境。当地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清查，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都设置了检查岗。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步行，沿着铁路线向西走。那几天正值春耕时节，他们白天在田间帮农民干活换取食宿，晚上则继续赶路。

  五月初，他们终于走到了洛阳。这座古城虽然历史悠远长久，但此时也难逃动荡。城里的很多古迹都被破坏，街道上贴满了大字报。兄妹俩在城里打听到，从洛阳到西安有一支运输队要出发。贺鹏飞找到运输队长，用仅存的一些钱换取了搭车的机会。

  这支运输队是给西北工厂送机械零件的。车队由十几辆解放牌卡车组成，速度很慢。他们走的是一条偏僻的山路，为了避开主要关卡。山路崎岖，经常有落石。有一次，前面的车子被落石砸中，整个车队停了整整两天才修好。

  在运输队里，贺鹏飞主动承担了做饭的工作。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为全队三十多人准备早饭。贺晓明则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就这样，他们在运输队里站稳了脚跟，一直到达西安。

  1968年5月底，运输队抵达西安。兄妹俩与运输队告别后，在城西的一个砖窑厂找到了工作。贺鹏飞负责装卸砖块，贺晓明则在工棚里做饭。砖窑厂的工作异常辛苦，但胜在没人过问他们的来历。

  六月中旬，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有人说，公安部门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一对失踪的兄妹。贺鹏飞当机立断，带着妹妹连夜离开了砖窑厂。他们趁着月黑风高，徒步走上了通往兰州的路。

  这段路程是最艰难的。他们要翻越秦岭山脉，穿过渭河平原。白天，烈日当头；晚上，寒风刺骨。他们的鞋子很快就磨破了，只能用布条包着脚继续赶路。食物也成了问题，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路上遇到的农民倒是热心，经常会给他们一些窝头和咸菜。

  终于，在1968年7月初，他们看到了兰州城。这座西北重镇坐落在黄河岸边，城中烟囱林立，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对于贺鹏飞和贺晓明来说，这里将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然而，等待他们的还有最后一个挑战。

  1968年夏天，贺鹏飞和贺晓明在兰州城南的七里河区租了一间小屋。这是一间土坯房，屋顶是用芦苇和泥土铺成的。房东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太太，独自一人生活。老太太不识字，也不问租客的来历，只要求他们按月付房租。

  贺鹏飞在兰州化肥厂找到了工作。这是一家新建的大型国企，正在招收技术工人。他凭借在北京时学到的机械知识，被分配到了设备维修车间。工厂里人员流动频繁，没人过多关注这个来自外地的年轻人。贺晓明则在附近一家国营饭店当了勤杂工，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

  为了掩饰身份，兄妹俩对外宣称是从河南逃荒来的。他们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父母在灾年死去，兄妹俩只身来到西北谋生。这个说法在当时并不少见，很多中原人确实因为种种原因来到西北。他们刻意说着河南口音，渐渐地，周围的人也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1969年春节前，一件事让他们差点暴露身份。化肥厂的一位老工程师曾在北京工作过，见过贺龙元帅。一次闲谈中，他说起贺龙的事，还特意看了看贺鹏飞的面孔。所幸工程师只是随口一提，没有深究。但这个插曲还是让兄妹俩警觉起来，开始考虑转移。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兰州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化肥厂要派一批工人去青海省格尔木支援建设，贺鹏飞主动报了名。这个偏远的戈壁小城正在兴建化工厂，需要大量技术工人。1969年3月，兄妹俩随着建设队伍来到了格尔木。

  格尔木是一座新建的城市，四周都是茫茫戈壁。这里条件艰苦，但正因如此，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贺鹏飞继续从事设备维修工作，贺晓明则在工地食堂帮工。他们住在简易工棚里，与其他建设者同吃同住。

  1970年初，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格尔木化工厂要建立完整的人事档案，要求每个工人提供详细的个人履历。这对兄妹俩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正在这时，工地上来了一位姓白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在当地很有威望。

  白老干部似乎看出了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不仅如此，他还帮助贺鹏飞办理了正式工人档案，给他和贺晓明安排了新的户口。就这样，兄妹俩获得了新的身份，正式成为了格尔木的居民。

  1971年夏天，格尔木化工厂建成投产。贺鹏飞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贺晓明也在厂办当上了打字员。他们终于在这片戈壁滩上找到了安身之所。每当夜幕降临，坐在工棚前望着满天繁星，兄妹俩会想起千里之外的北京，想起他们共同经历的那段逃亡岁月。